霞

节奏简单，和弦走向比较特别，总有离调的感觉，这首看着GCD和弦出现得多，我当就它是Ｇ调了。。

万总和霞的故事：
记者采访：

万晓利是个民谣歌手，有人这样写过他：“一副清瘦的身材，眼睛细长而亮，有修长的手，长发飘飘时像极古龙小说中的剑客。”
　　这样的描写很歌手，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这个“剑客”曾经只是老家酒厂的一个工人。
　　35岁的万晓利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妻子，小名叫“霞”，他们还有一个15岁的女儿。
　　万晓利写过的唯一一首情歌就叫《霞》，其中一段歌词：“我深爱着的你/别为我哭泣/不要让我在你的眼里/迷失了我自己……”有网友这样写道：“不知道这背后有怎样的艰辛和惆怅的爱情。”
　　采访完万晓利，几天后我又去了他家里，万晓利没在，但霞在家，霞又和我聊了很多，她说，万晓利刚来北京的时候，为了挣钱曾经在酒吧连续唱歌唱到失声，但他没敢跟家里说。后来她是无意间得知这件事情的。霞说：“我和孩子苦点没什么，没想到他一人在北京受那么大罪。”
　　然后，霞哭了。  

　　喜欢吉他，却只能学酿酒

　　万晓利的老家在河北邯郸附近的一个小县城——磁县，那里出产一种叫“磁州小茅台”的酒，万晓利的父亲当年是这个小酒厂的厂长，而万晓利就是在那里唱着歌长大的。
　　万晓利打小就喜欢音乐，声音又高又嘹亮，什么都能唱，“唱得最拿手的是朱明瑛的《回娘家》和陈琳的《风雨兼程》什么的。至于乐器，从家里的犄角旮旯找出一把口琴，不知怎么就会吹了”。可当他正兴高采烈地在学校里当着文艺尖子的时候，青春期开始了，这让他备受打击。“后来因为变声了，自己很悲观，觉得不能唱歌了。”万晓利说。
　　高三那年，一个同学带回来一把吉他，万晓利听着那个“噗噗噗”的声音，觉得很好听。他想以后如果不能唱歌，就弹吉他吧。可这念头只是想想，他也只是站在一旁听一听，自己都没有去摸一摸那个家伙。因为“那时候的孩子，对他们想要但得不到的东西，从来不会非要不可”。
　　直到后来去县城读书，同宿舍的人有吉他，万晓利才抓着练了起来，人家要弹了就又还回去。“只要吉他闲着，我就去弹。”他说。
　　高中毕业，18岁的万晓利，虽然喜欢吉他，但他选择的是去学酿酒



    一本《通俗歌曲》，成全了他俩

　　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已经有不少人给万晓利介绍对象了，最热心的要算万晓利的妹妹，但提了好几个，都被哥哥否了。一天，妹妹激灵一下想起了老同学霞。她问哥哥，这个中不中？万晓利见过霞，点点脑袋，说：“中。”
　　两个人的见面颇有戏剧性，万晓利和霞被安排到了霞的小房间说话，恰好小房间里有本当时的流行杂志《通俗歌曲》，恰好被万晓利看见并抓在了手上，恰好他也爱看这杂志，所以他们就说拢了。
　　一见说拢了，万晓利的妈妈就及时地说，那就把这事儿定下来吧。所谓“定下来”，就是两家的家长坐在一起吃顿饭。然后万晓利就去县里学“发酵”去了，一周给霞写一封信。“有时候多点，有时候少点，差不多一周一封吧。”霞慢慢地回忆。在她那里，信多信少不是衡量爱情深浅、浓淡的标准。

　　一边带女儿,一边练琴

　　20岁那年，万晓利从学校毕业，回到小酒厂上班、结婚、生子，这一切都自然而然。不太一样的是这期间万晓利狂热地迷恋上古典吉他，但他一直都用别人的琴练习，因为自己没钱买。
　　刚工作那年，万晓利一个月170块钱，霞在厂里做经销，收入比万晓利高点。“女儿出生后，1个月11袋奶粉，1袋奶粉9块钱。那时晓利说他想买把琴，600块左右，爸爸妈妈反对，但我们攒了几个月工资还是买了。”霞说，这把琴一直用到现在。她说着走进里屋，把它拿了出来。琴已经修过很多次，身上有四五个疤，每一个疤背后都有一段经历。
　　当时他们开了个烟酒批发的小铺子，前店后家。霞在前面守铺子，万晓利在后面看孩子兼练琴。
　　8个月大的女儿正在学站立，可万晓利却没时间好好带她“打高高”，因为他还要练琴。万晓利想了个一举两得的办法，把女儿放在床上，让她自己扶着床边的桌子，练习站立，自己则坐在床边看着，然后他们各自练习各自该练的本领。
　　霞说，当时家里那个桌子上有个闹钟，嘀嗒嘀嗒的，女儿就想去拿来玩。爬着爬着，快要摸着了，万晓利就“嗯”一声表示制止，“嗯”的时候手上还在弹着他的琴，女儿一听，就乖乖地爬回来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又爬过去，万晓利又“嗯”，她只好又爬回来。
　　“可惜那个最终也没让她玩到的闹钟，还是坏了。”霞说着说着就笑了。

　　在北京酒吧,当流浪歌手

　　1994年，万晓利听说邯郸有人正在组建艺术团，就去了，流浪歌手的生活也就这么开始了。
　　那段日子是他们过得最艰苦的时候，万晓利一个月回老家一次，带回来的钱根本不够维持家用。霞说：“那段时间，经常是等孩子睡了，就一个人坐着，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！”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几年，直到有一天万晓利跟妻子说，他决定到北京闯闯。
　　1997年，万晓利带着400块钱和自己创作的二三十首歌到了北京（这些歌后来被他自己给毙了）。朋友介绍他去魏公村附近的一个酒吧唱歌，没有工资，但管住。万晓利就在那里唱了起来。大多数时候，白天就花两块钱买个饼吃。
　　让他始料不及的是，没唱几天他就失声了。因为从前没这么大“剂量”地唱过歌，一晚上下来从罗大佑到齐秦，他知道“如何避免去唱那种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》之类特恶心的歌”，但却不知道像一个老炮那样正确使用自己的嗓子。那几天，万晓利被自己的状况吓着了，但他不敢跟家里的人讲。好在硬生生又唱了几天之后，就适应了。
　　不久后，万晓利到首体附近的一个酒吧唱歌了，唱一晚上有50块钱，住就住在一位同在那里唱歌的朋友家。
　　这时候，万晓利的女儿也已经上幼儿园了。暑假的时候，妈妈带着她来北京看爸爸。万晓利骑着自行车载着一家人从西客站到了魏公村，下了单车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。
　　终于找到一间利用房檐搭起的简易房，里面除了能支一张床外，还够他们一家三口站着转个身。房租是160块。虽然房子又窄又矮还没有窗子，但外面有个灶台，可以做饭哩。放下行李，三口人就高高兴兴地上街去了，买了口炒锅；买了个小铝盆，既可以洗菜又可以烧水；11块钱的暖瓶也舍不得买，只买了3个碗、1张烙饼，回来用小铝盆熬了盆小米粥，一家人蹲在地上，欢欢喜喜地吃了一顿，算是庆祝。

　　买了房子,却几乎付不出月供

　　从1997年到现在，万晓利带着他的老婆、孩子辗转在北京各式各样的居民楼里，160块的、400块的、单独的、与人合住的。晚上万晓利去酒吧唱歌，凌晨回来就自己下碗面条吃，吃完后天就亮了，霞和孩子也起来了。通常，早上她们就到外面院子里玩，因为爸爸要睡觉了。
　　2000年，数了数积攒的钱，再跟亲朋好友借了点钱，万晓利在天通苑买了套经济适用房。因为得用北京市的户口买，他们就以朋友的名义买了下来，如今也没过户，因为过户费很贵，他们还没攒够钱。
　　后来万晓利买了辆小摩托，他喜欢骑着它去唱歌。但他没有驾驶执照，经常被逮，好几回警察说：“拿驾照。”万晓利说：“对不起，刚出门换衣服，忘带了。”警察又说：“罚两百。”万晓利说：“对不起，钱也忘带了。”警察只好教训几句后放行。
　　这些事，万晓利拿回来当笑话讲给霞，霞又把它们当笑话讲给老家的父母，但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笑话背后的艰辛。万晓利的父母亲不放心他骑摩托，特别是冬天。好几次霞让万晓利把小摩托卖了，他不干，有次霞自作主张在摩托上贴了个“出售”的条子，万晓利见了立马撕掉，说：“我还要骑着它去买菜的！”可惜后来万晓利的小摩托还是丢了。
　　有了房子就要时刻担心月供，像万晓利这样打猎般的收入，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太常见了。2005年，小米加步枪做好第二张专辑的小样，四处找唱片公司，却没有人肯发行。每月1000多元的月供，让他们陷入了困顿。“都想过放弃了，干脆去给别人写流行歌曲吧，贴补家用。”万晓利说那时候特别绝望，东挪西补交银行，朋友周济，父母也给一点，总算是坚持了下去。

2005年，厌倦了周而复始在酒吧唱歌的万晓利辞了工作，他说：“我疲了。”
　　在借来的地下室录音间，万晓利录了自己第一张专辑的小样。后来，万晓利给老狼打了电话，请他帮忙听听。
　　万晓利把小样拿给老狼后，第二天一早他接到了老狼的电话,老狼把万晓利推荐给了唱片公司，于是万晓利很快就得到了一份合同。万晓利说：“拿着合同回来后，对着合同一条一条地研究，研究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带着老婆去唱片公司签约了。”一签完，在路上就给父母亲打了电话。
　　对于以前的种种，万晓利说：“那点经历不算很苦，其实每个人都在奔波。最苦的是心灵的煎熬，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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